呼和浩特市西部约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名叫土默特左旗的小镇。镇上塔布赛村位于旗政府的西南边，村口矗立着一块刻有村名的石碑。走进村子，你会看到一个典型的北方乡村院落，土坯墙体和木窗相间，院子面积不大。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就在这个院落里出生，彼时的他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云泽。那时的土默特旗隶属于清末民初的绥远，一片地域上，蒙汉人民混居，均承受着军阀和外来势力的重重压力。乌兰夫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他的祖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有见识的人，曾读过书。六岁起，乌兰夫便开始一边帮助家里务农，一边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习识字。1919年，他进入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后来考入北平的蒙藏学校，这一阶段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北平的蒙藏学校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影响下，成为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者的重要基地。在这里，乌兰夫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月，他与多松年、奎壁共同创办了内蒙古首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尽管这本小报的发行量有限，但影响力渗透到了归绥、包头、河套及察哈尔地区。

同年9月，乌兰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并于10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年仅十九岁。从土默特的乡村到遥远的莫斯科，途中隔着西伯利亚的荒野及数条不同轨距的铁路。他在中山大学学习了两年多，提前毕业后留校做教学翻译，随后又前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期间，他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观察了苏联是如何处理多元民族关系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工作提供了深远的理论支持，使他在面对内蒙古事务时，始终将民族问题置于国家统一的重要视角中来思考，而非仅仅关注狭隘的民族问题。

1929年6月，乌兰夫应组织的委派返回内蒙古西部，表面上担任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教师与庶务主任。在这里，他在白天授课、晚上则与归绥、包头一带的进步青年联系，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抗捐等活动。由于草原区域交通相对不便，信件往往需要半个月才能送达，所以地下工作中的陌生人总是让人感到紧张。通过这段时间的锤炼，乌兰夫学会了在公开身份与秘密工作之间轻松转换。1931年9月，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将目光投向内蒙古。日本占领军很快意识到单靠军事手段无法有效统治草原，于是开始扶持地方势力，以“民族自治”为名制造分裂。在这一背景下，德穆楚克栋鲁普选择与日本合作，提出要建立“高度自治”的蒙古政权。不过，实际上，这一政权逐渐沦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工具。

1935年，乌兰夫化名“乌云达赉”抵达百灵庙，试图劝说德王不要投靠日本。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并且与德王展开直接的谈判，然而德王的决定已是不可逆转。1936年2月12日，德王公开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随着形势的发展，乌兰夫意识到，光靠政治说服已无法应对局面，他开始把重心转向争取蒙古族官兵中的爱国分子。通过与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人的秘密联系，他策划了武装起义。

1936年2月21日夜晚，百灵庙的保安队约千余名官兵迅速行动，控制了军械库和各相关单位，枪声在草原夜空中回响，起义部队占领了百灵庙，并公开宣布脱离德王的控制，加入傅作义的抗日部队。这一行动被称为百灵庙暴动，也标志着蒙古民族对抗日的第一步。乌兰夫并非亲自指挥战斗的军事指挥官，而是负责组织、联络、政治动员和战略判断。起义部队随后编入傅作义的军队，发展为蒙旗独立旅，至1939年扩编为新编第三师。这支部队被名义上归属于国民党，但内部有共产党员掌负责政治工作，联系民众也相对紧密。1940年，乌兰夫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对他与白海风的汇报，特别是百灵庙暴动给予高度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出现新的权力真空，一些过去的王公以及在伪蒙疆政权中任职的人试图借助外力建立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如不妥善处理，内蒙古可能再陷入分裂与冲突。中共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去应对这一难题。他于1945年10月抵达苏尼特右旗的温都尔庙，面对的是尚未解散、已挂牌办公的地方组织。他没有采取直接的军事手段，而是选择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原有干部与群众，重组已有机构。面对外界的担忧，乌兰夫明确表示，控制局势关键在于说服和团结真正支持自治的人。

在他的引领下，原先的临时政府得以重组，政治立场发生变化，并迁至张北。接着，他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将分散在东西部的民族自治力量统一起来。1946年，东蒙古地区仍有另一股自治政治力量，乌兰夫没有急于采取指令式解决，而是推动双方谈判。1946年3月11日，他率代表团前往承德，经过20余天的协商，达成了“四三会议”的成果，明确了内蒙古民族运动的目标是实现平等自治，而并非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治。